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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无证明城市”建设主要围绕个人出生、教育、工作、养老、就医等各阶段和企业开办、经出等全周期，以及合同订立、人员招聘、交通出行、文化旅游等社会生活各场景，加快推进现有证明清理规范和电子证照证明“免提交”。

这是法治政府的内涵从“依法行政”向“良好政府”扩展的表现。“无证明城市”并非说提供任何公共服务都不需要证明，而是将提供证明的成本和义务，由公民、企业转移给了政府和其他公共事业单位及提供公共服务的机构。这种思路的转变，是在行政许可法确定的“一站式服务”“统一办理、联合办理”等便民措施和“只让群众跑一次”等政策改革的延长线上进一步深化，它彻底将公民的办事程序变为政府内部的工作程序，将简化公民办事程序的思路转变为不需要公民办事的思路，可以说迈向了“良好政府”建设的新阶段，是法治政府建设的升级版。

同时是政府部门“自我革命”的新表现。对于政府部门来说，传统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更多强调简政放权，“无证明城市”的提出则是自我加负。从前需要公民通过各种途径出具证明的成本，现在都转移为政府的工作成本和内部程序，这是当地政府敢于担当、以人民为中心自我加压的体现，是“自我革命”要敢于既做减法也敢于做加法辩证思维的体现和新发展。

最后，这是大数据时代倒逼政府转变工作方式、进一步优化部门协同关系的重要体现。政府的自我加压无疑会增加工作成本，因此“无证明城市”的技术支撑非常重要，只有打破部门之间信息壁垒，实现数据充分的开放、互联、共享、互动，才能减轻工作成本，让这项改革获得坚实的技术保障，而这种保障最终会重塑协同型政府，打破部门利益，构建合作、互通、效率的执法与管理机制。